金秋送爽，丹桂飘香，遍地黄花盛开。农历九月初九，又到重阳节。 

九九重阳，最早见于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认为天地万物虽繁杂无序，但莫不有阴阳之理，都有类可取。数字也不例外，《易经》曰：“以阳爻为九。”也就是说九为阳数，两九相重、日月并阳，两阳相重，故称“重阳”。且“九九”与“久久”同音，所以“九九重阳”还暗含生命长久、健康长寿的深意。

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有一段美丽的传说，重阳节也不例外。相传在东汉时期，汝河一带瘟疫横行，汝南人桓景的父母不幸死于瘟疫。桓景为了除瘟疫，决心访仙求道，制服瘟魔。他历尽艰险入山，拜方士费长房为师，随其游学，学习消灾救人之术。一天，费长房告诉桓景：“九月九，瘟魔又要出来害人，你快去搭救你的乡亲，让他们身上佩插茱萸，登高，喝菊花酒，即可消灾。”桓景回乡，遍告乡亲，于九月九日这天佩戴茱萸，饮菊花酒，登高。傍晚归来，发现饲养的鸡犬牛羊死光了，大家躲过了一场灾难。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灾的风俗就流传了下来。

重阳节的传统习俗是登高、佩插茱萸和饮菊花酒。吃重阳糕、赏菊花是后来衍生的。

重阳节登高，不仅有避祸消灾的传统意义，而且符合时令。农历九月秋高气爽，正是登高的好季节。重阳节后，草木开始凋零，所以重阳登高秋游又称“辞青”，与三月春游“踏青”一样，都是富有诗意的称呼。

登高还有步步高升的含意，“高”又有高寿之义，人们认为“登高”可以长寿，所以老人们特别重视这个日子。1989年，我国专门将重阳节定为“老人节”。

居住在平原地区的百姓，无山可登，无高可攀，就用粳米做花糕，再在糕点上插上一面彩色小三角旗，以示登高（糕）辟灾之意，这种做法在古代叫做“食饵”，“饵”即今天的糕点、米果之类。不能登高就吃点“糕”，祖宗们确实很有法子！

菊花是长寿之花，又名“延寿客”。我国是菊花的故乡，自古种植菊花就很普遍。菊花凌霜不屈、富有生命力的品质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。人们爱它、赞它，故常常举办大型的菊展。菊展自然多在重阳举行，因此，重阳节又称菊花节，菊花又称九花，赏菊就成了重阳节习俗的组成部分。

茱萸，也叫“越椒”或“艾子”，是一种常绿小乔木，气味辛烈，可以防止恶浊，雅号“辟邪翁”。重阳节这天除了佩带茱萸，也可以佩带菊花（曰“簪菊”）。重阳茱萸与端午节的雄黄、菖蒲的作用其实差不多，目的在于除虫防蛀，消毒防疫，药用作用大于其象征意义（驱灾辟邪）。

自宋元之后，佩茱萸的习俗逐渐少了。原因大概要从重阳节习俗重心的转移中去寻找。重阳在早期民众的实践生活中强调的是辟邪消灾，随着人们生活状态的改善，人们不仅关注眼前的生活，而且对未来生活也有更多的期盼，祈求长生与延寿。所以“延寿客”的风头最终盖过了“辟邪翁”，人们似乎更爱菊花了！

九九重阳，早在春秋战国屈原的《远游》里就提到：“集重阳入帝宫兮，造旬始而观清都。”不过这里的“重阳”是指天，还不是指节日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《九日与钟繇书》中，则已明确写出重阳有饮宴了：“岁往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”

晋代名士陶渊明，一生爱诗、酒和菊花。他在《九日闲居》诗序中同时提到菊花和酒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。”世人崇拜陶渊明，争相效仿。有了名人的示范效应，重阳饮酒赏菊的做法在魏晋时期就更为普遍了。今天看来，如果要给重阳节找“代言人”，陶渊明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
南朝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这样记载重阳：“九月九日，四民并籍野宴饮。佩茱萸，食莲耳，饮菊花酒，令长寿。”

到隋朝，杜公瞻说：“九月九宴会不知起于何代，然自汉至宋未改，今北人亦重此节，佩茱萸、食饵、饮菊花酒，云令人长寿。近代皆宴设于台榭。”

杜公瞻所说的“北人”是相对于“南人”而言的。南人与北人，其实都是中国人，但是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差异，即便是民族大融合的今天，说起“南方人”与“北方人”，给人的感觉还是差异比较大。隋朝当时的首都在长安（今西安），属于北方，北方人士是社会主流。所以杜公瞻说：“重阳节起于何时，不得而知，总之很早，从汉代以来一直有，今天我们隋朝的主流社会也很重视这个节气──每每设宴于楼台亭榭，佩茱萸、吃花糕、饮菊花酒，以求福寿长久。”

重阳被正式定为节日始于唐代。唐朝皇帝下旨，以中和（农历二月初二，又称龙抬头，传说这天是黄帝的诞辰）、上巳、重阳三天为三令节，这三天是法定节日，人们不上班是受法律保护的。

盛世唐朝是一个诗人扎堆的时代，重阳自然成为诗人们咏唱不倦的题材。

田园诗人孟浩然在《过故人山庄》写道：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诗人享受着故人准备的美酒佳肴，开怀畅饮，把酒言欢。田园美景，丰收喜事，令诗人情不自禁地表示：“待到重阳节，我要再来喝酒赏菊啊。”边塞诗人岑参在赴安西行军途中，时值重阳，思想也开了小差：“强欲登高去，无人送酒来。遥想故园菊，应傍战场开。” （《行军九月思长安故园》）诗圣杜甫沉疴缠身，还在《九日》中强撑：“重阳独酌杯中酒，抱病起登江上台。”

重阳、菊花，一旦经过诗人们的品玩，就诗里酒外，再也分不开了。黄巢在《不第赋菊》诗中写道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气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后来这首诗被大导演张艺谋拿去整出了一部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。

咏唱重阳节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茱萸在王维这儿被贴上了“思念”的标签，与重阳一道传承着。诗人总是多情，重阳佳节，独在异乡，由此及彼，揣摩到山东诸兄弟乃至天下人共同的心态，写下了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名句，传颂古今。

对诗人们来说，重阳思亲的主题是相同的，表达的方式却各有不同。相比男诗人的直抒胸臆，女词人的绵延婉约更让人伤感。

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（李清照《醉花阴》）说的是独处闺中的少妇，日子过得无聊郁闷极了；情人远离，只有燃着瑞脑的金兽香炉和玉枕纱厨相伴；闺房一片沉寂，那断断续续的残烟，如同白昼一样悠长。突然意识到，重阳节又到了，“玉枕纱厨”在往昔是和夫婿共用的，而今独对，倍感孤零。夜幕四垂之际，对菊独饮，借酒遣愁；蓦地发现有秋菊暗香盈袖，正有“莫道不销魂”的暗喜，不料西风卷帘，不经意瞥见窗外黄花，大吃一惊！原来“人比黄花瘦”。

李清照以萧瑟的秋菊，比闺中少妇独守空帷的清瘦与相思，凝炼真切，经典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。

历代诗人对重阳节数不尽的咏唱诗词中，都离不开赏菊、插茱萸、登高等节俗，而且多为有感、伤别、思亲而发。诗人们重阳节登山不是兴之所至，而是必不可少的活动。事前相约结伴而行，彼此告诫“菊花天气莫蹉跎”，并且，“囊中归味添茱萸，里心赔有菊花”，早有周到的准备。诗人们乘着古来遗风，沿着桓景的足迹登山，只是没有意识到，桓景登山是为趋吉避凶，而自己是在寻找一片好心情。

当然，重阳也不尽是好心情，明末诗人冀景隽“无伴独登楼”（《九月登楼有怀》），看到的是：几株孑然屹立在相国荒冢前的孤柏和荒烟蔓草中废弃的玩河台，一眼望去处处都是萧瑟的秋色，令人哀伤。国破家衰，诗人眼里哪有风景？

而清代诗人李士英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：“千秋落叶随风走，万里长江贴地流，村圃雨余鸦噪晚，关山霜冷雁鸣秋”。（《重阳偕友登玩河楼》）诗人们满怀雅兴，结队登上冈山的玩河楼，放眼四望，落叶随风、江流贴地，雨余鸦噪晚、霜冷雁鸣秋，伴着结队登山、兴高采烈的诗人，大好秋色，无限生机勃勃。

同样的重阳秋色，在不同人眼里，却是不同的景色与心情；但你也不必为此不解，因为佛教早有云：心中有何物，眼中就有何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