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君王要讨伐骄横的夷虏，要它们臣服，椎破铜山，开发铜矿，铸制铜虎符。
接接连连派遣了三十七位将军，不断走马西来各自开设军府。
南山砍伐木材作战车的轴，东海取出鼍的血涂抹战鼓。
佚役汗流奔走哪一个敢放慢步子，恐怕影响军需供应而死于刀斧。
保甲虽村相连然乡民未普遍团聚，方田法诉状如雨乡民纷诉苦。
近来新降公文要实行手实法，挖掘剔括到口粮和种粮谁种粮谁敢说不。
还要沿着各条生计脉络，仔细搜求以至一丝一缕。
皇上诏书怜惜老百姓痛苦的情意实在是深厚，官吏办事的材能浅薄，辜负朝廷希望，白费许多劳苦。
平生的学问平平常常只属于流俗，混在吹笙吹竽的队伍中哪得和别人比教。
忽然命令我单独演奏《凤将雏》，仓促之间想吹好哪里能得到曲谱。
朝廷派我独当一面来密州做知州，我实在没有现成的好办法为老百姓服务。况且密州这些年连年苦于饥荒，老百姓剥树皮啮草根甚至吃泥土。
今年雨雪颇能应时令，偏又报蝗虫长起了翅膀，长壮了腿股。
发起愁来，洗洗酒盏，想勉强喝几杯，寂寞空荡的书斋里，只躺卧着空酒壶。
公家厨房已经整整十天没肴炊烟，岂敢望红裙舞女踏着筵席起舞。
老朋友多次从山中寄信来，信上只有“当归”两个字，没有别的言语。
正准备和雀鼠一样偷太仓的粮维持自己混下去，还不想辞职不干，不愿挂冠神武。
吴兴丈人您世事看得透辟，淡薄名利，平日立朝办了许多好事非问小补。
自从朝廷派遣使者到各地，各地闹得不安宁，您回到了二浙家乡，做起了湖山主。
那些置身于渔钓者之间的隐士，行踪是高尚的。身居朝市过着隐居生活的大隐士，何曾放弃过簪组。
您现在身为宫观，就享受着这种闲悠。想起去年相从的岁月，还感到很大的不满足，我向您求教问道，您允许我做一些粗略的陈述，但陈述得很不够。
我准备弃官不做，跟随您完成学业，无奈俗缘未尽，那得拜见您，只得罢休。
您的家就在霅溪上，我知道那个地方，上面有白云如白羽毛一般，环境很清幽。
您应当怜惜我进退不得到处奔波的苦衷，象达摩大师那样教会我安下心来，安心密州。
注释
刘孝叔：名述，湖州吴兴（今属浙江）人。熙宁初任侍御史弹奏王安石，出知江州，不久提举崇禧观。
骄虏（lǔ）：指契丹和西夏。神宗初继位，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。
椎（zhuī）破：以椎击破。铜山：这里指产铜之山。虎：虎符。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。
联翩：接连不断。
开府：成立府署，自选僚属。
鼍（tuó）鼓：即用鼍皮蒙的鼓。鼍，***。漫：当作鞔，以皮蒙鼓。
军兴：朝廷征集财物以供军需。污资斧（fǔ）：因获罪伏法被斩。资斧，利斧。
保甲：指保甲法。团未遍：指保甲法因遭到老百姓抵制，百姓还未完全组织起来。团，聚集。
方田：指方田均税法，每年九月官府派人丈量土地，按地势土质分五等定税。讼谍（sòng dié）：讼辞，诉讼文书。这句说方田均税不公。引起民间诉讼纷纭。
尔来：自那时以来。手实：指手实法。
挟剔（xiétī）：搜求挑取。穷脉缕：言法令苛细至极。
诏书：皇帝的命令文告。恻怛（cèdá）：哀怜、同情。信：确实。
流俗：据《施注苏诗》，王安石对神宗说苏轼兄弟学本流俗。当时讥议新政的人，王安石都攻击他们是流俗。
比数：相提并论。
凤将雏（chú）：汉代乐曲名。
啮（niè）：咬。啖（dàn）：吃。
甒（wǔ）：酒器。
更望：岂望。红裙：指歌舞妓。
当归：本药名，古人常用以表示应当归去。
太仓：京城中的大谷仓。
神武：神武门，建康（今南京市）宫门。
吴兴丈人：指刘孝叔。
二浙：浙东、浙西。这句说刘孝叔挂冠归去。
大隐：身居朝市而过隐居生活。簪（zān）组：官服。簪指冠簪，组指冠带。
去年：指熙宁七年春苏轼与刘孝叔会于虎丘。
粗：粗略。
逝：通“誓”，表示决心之词。卒业：完成学业。
霅（zhá）溪：在吴兴，由东苕溪、西苕溪等水汇合而成。
初祖：初传禅宗来中国的达摩。这句要刘孝叔教以安心之法。
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自首句到“吏能”句，是讥时，讥刺宋神宗，王安石对外开边，对内变法，本想富国强兵，结果事与愿违。神宗即位不久，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，有增强兵备，“鞭笞四夷”之意，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，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。为了铸造铜制虎符，调发军队。已“椎破（以椎击破）铜山”，大量采铜，可见征调军队之多，这是夸张的写法；但熙宁七年（1074）九月置三十七将，皆给虎符，则史有明文记载；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，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，“伐木作车轴”也是事实；取鼍皮以张战鼓，虽史无明文，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。而这一切征调，谁也不敢怠慢，否则就有资斧（利斧）之诛。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，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“与虏试周旋”（《和子由苦寒见寄》），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“圣朝若用西凉簿，白羽就能效一挥”（《祭常山回小猎》）；但是，他反对“首开边隙”，反对为此而开矿、置将、伐木、取鼍，加重百姓负担，闹得鸡犬不宁。
“保甲”四句是讥刺新法的。“团未遍”，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（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），还未完全组织起来。“方田”写方田均税法，丈量土地，均定献税，引起民间诉讼纷纭。“手实”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，作为征税根据，“尺椽寸土，检括无余”（《宋史·吕惠卿传》），这就是“抉剔根株穷脉缕”的具体内容。“诏书”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。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，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，事目繁多，吏能浅薄，并未取得实效。纪昀称这两句是“诗人之笔”，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。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、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。
第二部分自“平生”句至“更望”句，是自嘲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，神宗问王安石：“苏轼如何，可使代辙否？”王安石不赞成，认为他们兄弟“学本流俗”。“众里笙竽”，即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。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：他早被王安石判为“学本流俗”，像滥竽充数一样，平庸得无可比拟；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，作地方长官，独奏一曲，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，怎么吹得好呢？这是从主观上说的，接着又以“况”字领起，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：密州仍然旱灾、蝗灾不断，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，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“斋厨索然，不堪其优，日与通守刘君廷式，循古城废圃，求杞菊食之”，过着“揽草木以诳口”的生活（《后杞菊斌》），更谈不上置酒宴、赏舞听歌了。“红裙踏筵舞”，是从韩愈《感春》“艳姬踏筵舞，清眸刺剑戟”句化出。
“故人”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，是答“故人”（刘孝叔），戏语连篇，尤为曲折多姿。当时，已经提举崇禧观，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“当归”。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：他虽“学本流俗”，是“众里笙竽”，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。他们都做得官，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，辞官不干了。这既回答了故人“当归”之劝，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。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，有补于世，及见朝廷遗使（冠盖）扰民，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，归隐湖山；但“小隐隐陵薮，大隐隐朝市”（晋代王康琚《反招隐诗》），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。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“高踪”，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。最后又转圆说，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，他定将弃官，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，只怕俗缘未尽，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。或进或退，他正惶惶不定，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。据《景德传灯录》载，慧可对达摩说：“我心未宁，乞师与安。”达摩说：“吾与安心竟。”末句即用这一佛典。
这是一首七古。范梈说：“七言古诗······须是波澜开合，如江海之波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。又如兵家之阵，方以为正，又复为奇，方以为奇，忽复为正，奇正出入，变化不可纪极。”（见《仇注杜诗》卷一引）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。第一部分讥刺新法，语言相当尖锐，却以“诏书”二句收住，揭露既深刻，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。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，转入自嘲，转得既陡峭又自然。既是流俗、滥竿，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，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。苏轼的话看似自谦，实际却回驳了“流俗”的指责。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，原本应接受故人“当归”的劝告，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“未肯衣冠挂神武”，这就是“变化不可纪极”，这就是“东坡诗推倒扶起，无施不可。”（刘熙载《艺概》卷二）苏轼诗长于比喻，这首也不例外，如以“纷如雨”喻诉讼之多，以“抉剔根株穷脉缕”喻“手实之祸，下及鸡豚”，以白羽喻白云等。特别是“平生所学”四句，纪昀特别称许说：“妙于用比，便不露激讦之气。前人立比体，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。”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，但由作者以“众里笙竽”坐实“流俗”的指责，以“独奏凤将雏”比喻任知州，反而显得风趣、幽默，“不露激讦之气”了。